今年52岁的楚晴，2018年从吉林来到上海——那是上海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试点的第一年。作为长护险养老护理员，她连续五个春节没能回老家过年，眼下将是第六个。

　　一种流行算法是，考虑到1962年后的出生人口数量，2022年起，每年会有约2000万新增老龄人口。该趋势将持续到2035年。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

　　依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数据，全国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约有4500万人，持证的养老护理员只有50万人。假设每位养老护理员为6位老人提供服务，意味着有1500万老人请不到护理员。随着老龄化深入，这个缺口或许还将扩大。

　　养老护理员人才数量短缺、流失率较高的情况持续存在。调查显示，养老护理员平均从业年限较短，年轻的养老护理员伺机转岗的人数较多。对此，“银发经济”政策文件也提出，鼓励开展养老护理等职业技能等级培训及评价。

　　如何才能提升这份职业的吸引力？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近日走访了业内规模较大、在上海最早从事长护险业务的一家公司，并访谈了其中的养老护理员，得到一些可行的公共政策方向。

　　整体而言，长护险养老护理员工资水平较低，与家政行业并未拉开差距。从业者普遍年龄较大，以五十岁左右的女性居多。

　　一位长护险养老护理员，每天的工作安排是：每天上门服务八位老人，每位服务1小时，大约早上五点开始，先后去四家，中午休息，下午再去四家。护理员需要在场打卡。这些服务家庭是固定的。公司根据养老护理员的技能和特长，与老人的身体和家庭状况，以及空间邻近性，进行智能匹配。加上路上时间，护理员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份工作需要全年不间断进行。如果想要休假，则要请其他同事代班。

　　护理员不在的时候，理想状态下，智慧养老也可以提供帮助。比如，运用门磁信号，可以知道老人出门之后是否回来；发生溢水或煤气烟雾时，可以报警；用智慧床垫可以看到卧床时间，还可针对心率异常等进行警报；智能药箱可管好老人多重用药需求。但只有硬件设备发出信号还远远不够，更需要有人去现场干预。

　　这类针对性的照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其中人的技术含量不低。但人社部、民政部联合颁布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中取消了学历要求。从业门槛低意味着，要做好服务失能失智老人这件事，养老护理员自己需要学习，公司也要提供培训。

　　养老护理员楚晴和郭艳梅说，刚上岗时，无论打交道还是服务，都感到完全陌生。除了公司的培训课程，她们还去上开放大学读专科，在清洁洗浴、排泄照料外，也能够关注到沟通，在老人意识不对时及时处理。有护理员在老人噎食时，能用上学到的海姆立克法，情况最终缓解。

　　很难直接通过这些学习成果提升收入。依照目前的等级评定，收入提高需要比较严格的条件，如更长的工作年限等。因此，这样努力学习的养老护理员已然十分难得。但有些技能掌握起来更为复杂，未来的需求也会更强。比如，针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要由专人进行24小时监护。但这类个性化需求的成本较高，无法由长护险覆盖。要让从业者去掌握这些技能，就需要有更强的动力，打开相应的市场。

　　居家长护险服务有统一采购价格。以公开数据粗估，其支出每人每年14000元，每月约1000元。也就是说，一位养老护理员服务8位老人，每月大约拿到8000元。倘若公司的业务以此为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养老护理员的薪酬上限，也限定了这份职业的吸引力。

　　为此，需要扩展商业的面向，扩大从业者基数。只有让人们有更多选择，才能让上述技能有更高的溢价。

　　楚晴与郭艳梅所在的公司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以内部星级评定，搭建专业晋升机制，把相应养老护理员委派给服务综合需求较多的家庭。让收入与技能匹配，才能增强职业认同感，提升职业尊严。

　　但商业化的部分也遇到瓶颈和障碍。相应的负责人说，目前无法按照潜在的溢价去对这些服务进行推广，有技术含量的服务，必然涉及部分医疗属性内容，要受医疗广告法约束。他认为，这类监管方式应该针对性修正，否则会让企业处在只能依靠国家补贴的位置。如果能够推出一些高客单价的产品，从业者的收入就很容易上来。

　　大部分从业者都认为，这份工作有获得感，因为失能失智老人在自己的帮助下，生活状态变好了。实践中，养老护理员与被照顾的老人也形成了更强的情感联结。

　　“有的老人子女不常来。我们去和他讲讲话，谈天说地，像朋友一样交流。他们会在阳台上早早等着我们，特别开心。”由此，护理员往往会超时劳动，或在非工作时间也陪着老人电话聊天，等等。

　　但这个职业的社会认知还远远不够。比如，长护险养老护理员楚晴，在向亲戚介绍自己的工作时，一般只说做养老行业，“长护险”是个陌生的名词。因为上门服务，养老护理员进入老人家庭，也要处理与老人家属的关系。有的老人子女会产生疑心。这可能是最令养老护理员烦恼的事情。

　　另外，养老护理员的工作环境中存在各种潜在风险。比如，护理员帮助老人放洗脚水时，老人扶在其他东西上忽然摔倒，护理员很可能要担责。这类“看不住”老人的情况还有很多，需要公司通过购买保险等方式来妥善处理。

　　某种程度上，更好的社区支持可以化解此类风险。在更早开始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日本，其经验是在社区中开展一些讲座，让邻里之间能够知道哪些老人需要怎样的关怀，怎样才能减缓退化的速度。有了非正式照料者的力量，养老护理员的压力也得以减轻。

　　更长远来看，养老机构还可以增加可见度，向更多的学校、社会团体开放，增强彼此的联系。老人与更多孩子连结，可以消除孤单；而青少年从小也可见到老人如何被护理，对这个行业有更深的认识。这种耳濡目染十分重要。研究员在访谈中发现，年轻的养老护理员，大多是曾有照顾家人的经历，才走上这一行。

　　缓解员工压力，旅游团建是常用的办法。但养老护理员全年无休，哪怕短途游也很难安排，最多只能聚会唱歌跳舞。养老护理员楚晴就说：“还是想去短途游，觉得在上海没有白待一回。比如周边一些古镇。”如果能为养老护理员群体开展这样的城市漫步，这个职业在社会的可见度、从业者对职业的认同感，也会提高些许吧。

　　比如，可以创造一些与职业有关的节庆，比如“养老护理员节”。在“银发经济”的主题之下，这不失为拉动经济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可借此开展与养老护理员相关的活动，让更多人能够尊重和理解养老护理员，也让养老护理员与城市更亲近。

　　养老护理员更为实际的诉求是，获得与住房有关的补贴。当下，上海正推行“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提供从一套房、一间屋到一张床的保租房，让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类重点行业的从业者能够安居。从工作性质看，养老护理员也应在其中。不过，护理员们的住所，需要邻近各自的服务对象，不可能形成集体宿舍。这类住房补贴可视为城市对这份职业的公共性的认可。实践操作中则可由政府与企业分担。

　　当下的养老护理员多半为人妻母。某种程度上，她们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城市可以考虑，创造条件，让养老护理员的孩子，能够更好地在本地入学读书，不至于成为留守儿童。

　　在上海，申请和享受长护险的人群中，很多是轻度失能失智者。在与照料对象形成长期陪伴的过程中，养老护理员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研究员体会到，前面提到的养老护理员楚晴，其自我提升和不断学习的动力，也与所服务的老人有关。她服务的区域在复旦大学附近，很多服务对象就是老一辈知识分子。

　　城市中的人，理当这样相互支持。楚晴说：“现在感觉，我回到老家有点不习惯了。不是我们忘本，我们老乡都有这种感觉。现在，在上海，没有在外地的感觉。”所谓海纳百川，这无疑正是城市应该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