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生病，生活都好过”，这是和老人们聊天时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当然，疾病的影响对每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伴随着衰老，疾病成为几乎每一个老年人都不得不面临的生理事实。

　　需要看到的是，在医学标准对疾病的生理性界定之外，疾病还有着丰富的社会性内涵，其反映的是嵌入特定时代、社会以及家庭之中的个体主观认知。

　　对于当前的高龄老人来说，其疾病的类型与大集体时期的生产强度和医疗条件高度相关。

　　“劳伤病”，是当地人对这类疾病的统称，即在高强度劳动而产生的关节肌肉损伤类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等到年老显现时已无法根治。其直接表现是身体特定部位（比如膝盖、脚踝等关节）的持续性疼痛，只能依靠药物来缓解。

　　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作息和饮食等生活习惯的变化带来了更多的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这在低龄老人中更为明显。

　　相较于突发的疾病，慢性病的特征在于其具有长期潜伏性和积累性而往往被人忽视。

　　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进步即是对慢性病的治疗，其从预防和控制的基本理念出发，针对这一类疾病进行长期监控，进而扭转了最终难以挽回结果的发生。

　　其次，在疾病的严重程度上，最简单如“大病”和“小病”的区分，老年人有着主观但清晰的判断标准，而这些标准恰反映了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方面。

　　之所以如此重视劳动能力，关键在于它是老年人获得自主性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劳动能力，那么老年人就丧失了经济自给能力，从而发生从生产者到依附者的实质性转变。

　　在这里，疾病的严重程度是以其对劳动的影响进行区分的，因此肢体关节类的疾病常常被认为是“大病”。

　　而同样都是五官类的疾病，眼睛看不清比耳朵聋显然更会影响劳动。例如，白内障在老年人中比较常见，在可能的情况下，老年人会尽可能选择治疗，至少保证一只眼睛的功能正常（通常花费几百元）。

　　除了农业劳动之外，熟人社会的低成本社交是老年人建构生活秩序的基本渠道，地缘性的关系互动构成了老年人过日子的意义的一部分。即便丧失劳动能力，老年人依然可以从熟人交往中安排自己的生活节奏。

　　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年人五官类的疾病可能比肢体性的疾病具有更大的影响，其从根本上会使得老年人的社交范围收缩。

　　某次调研中笔者和一位爷爷聊天，他特别要求笔者一定坐在他的左边，起初不知是何原因，后来经他解释才知道，他的右边耳朵听不见，只有左边才能听清。对于日常沟通中的不便和尴尬，他感到非常苦恼。

　　如果是老年人可以自己负担花费的，就是小病；但是如果要找儿女，那么就是大病，而生大病是子女承担养老责任的一个标志性内容（尽管如此，老年人还是会在尽量使用自己积蓄的情况下再找子女要钱）。

　　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小病花费是日常最主要的货币支出，除此之外的生活资料支出是非常少的。

　　在此情况下，国家发放给老年人个体的养老金则恰好成为弥补老年人看小病的货币支出。在慢性病和一般感冒发烧等小病上，老年人每年一千元出头的养老金基本能够覆盖这一支出，这也成为老年人不找子女要钱同时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重要支撑。

　　但是，当遇到大病时，老年人的心理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大病需要较多的货币支出，而这又需要消耗用于子代家庭发展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大病的治疗结果只是维持性的，即并非像成年人一样以恢复劳动能力为目标，而只是生命的延长。

　　在潜在的付出巨大但是效果却并不显著的情况下，治疗与否这一选择本身成为了一个问题——尽管在纯粹的医学伦理中，治疗是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存在的。

　　需要长期照料的情况主要有两类：一是彻底失能，即瘫痪卧床；二是失智，也就是俗话说的老年痴呆，这两类疾病都属于需要专人照料的阶段。当前，家庭成员依然是承担照料的首要主体。

　　在缺乏家庭照料资源，同时又没有经济资源以购买市场化照料的情况下，高龄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丧失基本生命尊严的最后时光。

　　老年人将需要人照料的情况视为“拖着”，也就是“动也不能动，死也死不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老年人常常说要“好好保护自己”，即在“适度活动身体”和“避免身体受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微妙的平衡着实难以掌握，以至于老年人怀有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不能不动，但是又怕动了发生意外。

　　此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生理性的疾病事实并不一定会伴随衰老发生，但是衰老却常常在社会性认知上被“泛疾病化”。

　　在日常生活中，“衰老”这一生理性事实会被等同于“不卫生”、“脏”等带有疾病内涵的标签。

　　许多高龄老人长期独自生活，即便在子女距离较近的情况下，也很少去子女家一起吃饭，更不会主动给儿女们帮忙做饭。

　　起初，笔者对这一现象不以为意。直到某次，在访谈完某位80多岁独居的珍奶奶之后，笔者接受了其邀请到她家一起吃饭。在吃饭过程中，笔者隐隐感到一种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对于笔者的到来，珍奶奶显然非常激动，表示自己独居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吃饭了；与此同时，珍奶奶的热情中又有些“克制”，一直重复着让笔者自己夹菜。

　　因为吃得比较少，珍奶奶认为笔者没有听懂她话里的意思，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明：不给我夹菜不是她不尊重我这个客人，而是她的筷子沾了口水，给我这个年轻人夹菜“不卫生”。

　　直到这时，笔者才恍然意识到，或许比起对生理性疾病的担忧，对衰老本身的“泛疾病化”认知，是更为隐性但深层次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