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老人”是山区村庄的主体，同时也是村庄的过去和现在。从他们的生命历程来看，他们是从未离开村庄的那一批人，在大集体的时候是村庄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家庭的顶梁柱，而在“打工”经济的当下他们仍然依靠承包土地为生，因为务工地点太远而大多没有跟随年轻人外出。随着他们的老去，变身为“留守老人”后，村庄似乎也同样老去，失去了活力，典型的现象就是他们和地区性的农村集市也逐渐失去了联系。

　　笔者的老家在重庆的一个山区县，县内基本没有大面积的平坦地形，就连县城都分布在长江边的一面坡地上，地形条件较差导致该县没有较为成熟的规模化农业生产条件，一直以来都以个体化的精耕细作为主。但是，仅凭在耕作难度较大的“一亩三分”承包地上种地基本无法维持家庭生计，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获得能够维持家庭开支的收入，很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在90年代以后形成一股打工潮，并逐渐成为沿海地区的劳务输出区县。在此背景下，这些山区村庄逐渐“空心化”和“老龄化”，并一直维持着这种现状，笔者所在的村庄同样如此。

　　仔细算来，到沿海打工的这一批人中，最年轻的是90后，作为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已经出去10年以上了。笔者是96年生人，和笔者同时期的年轻人有一部分初中毕业就去了沿海地区，也已经差不多13年了，更不用说老一辈的外出务工人员。长时期的外出务工使得他们获得了一定积蓄，这一笔积蓄是支撑县域城镇化的重要资源。根据笔者的观察，随着近年房地产市场的爆发以及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很多外出务工人员纷纷回到老家所在的县城或乡镇买房，搬离生活过的农村，完成县域内的城镇化。但是，当多年的积蓄一下全部花出去后，生计和沉重的房贷仍然是个问题，因此不得不选择继续在外务工，或者一人在外务工一人在家带孩子。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异和自给自足的耕种需求，虽然后辈在城里买了房子，但是老人一般常住在村，继续保持“留守老人”的身份，不同的是他们更“老”了，变成了高龄老人，而这也带来了很多现实问题。

　　以笔者生活的“村湾”为例，“村湾”是行政村第二组的一部分，也是村民口中的老五队，即大集体生产时的第五生产小队以及村庄合并前的自然村五队，共计10余户。老五队以及整个村都离集镇较远，在三峡工程蓄水以前需要乘坐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去赶集，而现在主要交通工具是船，水上加上步行到河边的行程超过1个半小时。在笔者的记忆中，小时候的湾子是非常热闹的，不仅每家每户有人，而且基本家家耕种，田地里经常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湾子里的人也会经常互相帮忙耕作或是聚在一起聊天，也有很多小朋友在一起嬉戏打闹。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消逝，10户中已经有5户基本成为空户，另外5户虽然有人，但基本都是高龄老人，且一般都是老两口。可见，“空心化”和“老龄化”已经是一种常态。

　　本人在老五队生活多年，从小学一路读到博士，基本每年寒暑假都会返乡，到农村的老家生活一段时间，这也让我对这些现象有较为深刻的感触，切切实实体会到了村庄“空心化”和“老龄化”背后所隐含的各类社会问题和更多社会意涵的面向。

　　2024年春节，笔者再次从学校返乡，并计划到村里住几天，但是每每想到从县城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都会被那段需要花费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爬坡上坎”的路程搞得面露难色，但好在此次有回乡的亲戚接送，得以幸免这段路程的“折磨”。即使如此，还是需要从县城早早的出发去赶上那一天中唯一的一班客运渡船。此次回老家是为了接家里的两位老人到县城过年，这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不仅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如果没有自家的交通工具就不得不早早的起床步行到河边坐那一天一次且发船很早的渡船，老人行动起来也不像以前那样，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折磨。所以，对于老五队或者整个村的这些山区老人来说，想要获得一些生活物资是不容易的，选择也很少，大多数时候靠一些商贩上门兜售，但有时候也不得不去集镇上，比如领取一些医保药品、到银行取钱或者办理一些必须本人到场的事务等等。所以，这里的老人平时吐槽最多的话就是：“这里的交通太不方便了，每次赶集都是一件大事！”

　　笔者观察到，也有很多老人开始购置一些小型交通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电三轮、老头乐等等，但这有很大的风险，一是因为山区的路比较曲折蜿蜒，驾驶难度较高，一出事就是大事；二是因为这部分人是少数，大多数老人年事已高，无法驾驶类似的交通工具。于是，在年轻人无法回家照看老人的情形下，农村老人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互助关系，有车的老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物资保障的功能。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交通条件和行动能力的限制，赶集对这里的老人来说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由此可见，山区的农村老人面对的养老问题是复杂多元的，他们不仅需要面对城镇化趋势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在帮助子女进城上减轻他们的负担，还要面对由地形条件、公共物品缺乏以及子代异地分居等共同带来的生活困境。

　　实际上，随着国家资源对农村的不断投入，笔者所在村庄的各类公共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变好，最大的变化就是近几年村里通了水泥路，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但是，面对不断“空心化”和“老龄化”的村庄，基础设施的改善似乎与解决这些问题形成了一种两难的矛盾困境。老五队的一位老人在聊天中说道“要不是今年他的女儿女婿们到这边来过年，整个院子过年就只剩下3个人了。”是啊，这里的人越来越少，大笔的公共物品的支出会面临资源浪费的风险。比如截止目前，该村的很多入户公路仍然无法做到全部硬化，一到下雨天气便寸步难行，对留守老人带来了不便。此外也会给一些准公共物品带来成本和收支的不平衡，最为典型的如公共交通工具的投入。由于财力限制，当地村级公共交通多由私人承包加政府补贴的形式提供，比如“村村通”工程。当附近有些村庄已经通上“村村通”的时候，人少的村湾依然只能靠“脚力”去赶集，且仅有的客运渡船也较为“任性”，一天只有一趟往返，使得老人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往返村庄与集镇，不然就会赶不上或滞留在集镇。

　　每次回到老家，家里的老人都会高兴的拿出很多饮料和零食，但仔细一看却有很多临期食品或是伪劣杂牌产品，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不是他们没有钱去买好的商品，而是很多物资实在是难以获得。其实这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但放在每一个老人身上却是无法回避的困境，而这也部分反映了山区老龄化村庄的养老困境，他们没有子女的陪伴，衣食住行对于他们来说是需要解决的首要大事，但现实情况往往不尽如人意。在笔者近两年调研过的平原村庄，赶集似乎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反而是集镇的存在为老人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养老环境，因为赶集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乡村生活，还能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生活用品，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重要的养老功能。在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看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不同层级的市场组成，每个农村家庭都可以进入一个市场，而且这些市场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作为在村社中得不到的必要商品和劳务来源，还是作为地方产品的出口。

　　值得思考的是，如何破解这样的困境似乎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关于在不断推进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导致的村庄消逝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那些留在山里的老人。当“靠山无法吃山”的时候，走出大山可能是维持生计较为有效的途径，但同时又不得不考虑那些确实无力走出山区的老人们。当然，需要考虑的也不仅仅是能否便利的“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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