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成！玉成！”在入冬的夜晚，常玉成恍惚间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叫着他的名字，嗓门尖利中带着一些沙哑，叫得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玉成！玉成！快来！你……”后面的话模模糊糊的听不太清，却在他心底里激起一阵莫名的熟悉，在十二年前，也有一道一模一样的声音将他和妻子从睡梦中惊醒，那一天，他见到了失踪一个星期并且已经奄奄一息的儿子。三天之后，他唯一的儿子死了。

　　“玉成！玉成！快来！你老婆在田里摔倒了！”声音又一次响起，令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仿佛全身上下的血都开始倒流。十二年前的那个晚上的感觉清晰再现，他茫然不知所措，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就要狂奔出去。随后——他从床上惊醒，满头是汗，气喘不止。转过头，妻子平静地睡在他身边。今晚睡得早，因为明天一早妻子要去杭州的医院做化疗。常玉成的妻子候宝兰在今年七月确诊子宫癌，到年底一共需要做八次化疗。常玉成却再也睡不着了，儿子出事后的十多年里，他都觉得自己是踩着钢丝过日子，儿子的死亡绷断了其中一根，他和妻子站在剩下的一根上颤颤巍巍，不知道在未来的哪一刻也会绷断。

　　1983年，常玉成和候宝兰的宝贝儿子出生了。作为独生子的常卫明，自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自然地，溺爱和放纵养成了他任性顽劣的性格。上初中时，常卫明为了换取零花钱就偷走了家里的钢材，遭到常玉成的教训之后，他赌气离家出走好几天。在学校里常卫明也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打架、逃课、泡吧，在上初中之前的暑假，他结识了一帮小混混，整天挂在嘴边的不是脏话就是一支香烟。

　　常玉成夫妻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忙着在地里播种、施肥与收割，又忙着把菜运到附近的菜市场卖掉。常卫明小学时就骑着比自己还高的二八大杠，到五公里外的学校读书。天蒙蒙亮就出发，此时他的父母早已经在地里忙活，留下昨晚的剩饭作为儿子的早餐。儿子独自上下学，独自解决温饱，独自完成课业任务，至于成绩如何，在学校学到了什么，夫妇俩从不关心，总归让小孩有学上，就“不算亏待了他”，常玉成说道，“我就上过小学，他妈根本没读过书，又能帮到他什么呢？”

　　另一方面，缺乏父母关注的童年也并没有多么难熬。对常卫明来说，父母的家只是某种意义上的的避难所，等到自己羽翼丰满的那天，他自然是要飞走的。于是他很早就开始“向外探求”，结交社会上的各种朋友，聚在一起不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整天走街串巷，偷父母放在床头柜上的钱买炮仗或者是便利店的廉价酒水，再畅想一下不切实际的未来。在这一过程中，常卫明开始意识到，父母是帮不了自己什么的，服从父母管教全然不能走出穷苦的家庭，摆脱命运的束缚，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而拥有思想的第一步就是拒绝听话。在小混混的影响下，常卫明变得冲动易怒，他第一次冲着母亲顶嘴，第一次拦下了父亲即将要挥到自己身上的扫帚柄，然后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随着他逐渐长大，不服管教的情况也日渐严重。面对儿子的暴脾气和反抗，深感无力的夫妻俩选择了忍耐和缄默。

　　2000年，因为付不起学费，常卫明没再上学。他先后跟着一个开缝纫店的亲戚踩过一年缝纫机，开过茶室，还在白事忌日上做道士唱了三年戏。最辉煌的一段时间是2005年，他在市里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的净利润有上百。过年回家他还专门给母亲打了一副两克的金戒指，一条十克左右的金项链，甚至还谈过一个女朋友，一段时间后，街坊邻居都以为要成了，常玉成和候宝兰两口子还把他的房间按照婚房的样式装修了一番，结果最后却不了了之。常卫明那家服装店仅经营三年就关门了。爱情和事业的双重失败并未让他就此消沉，之后的两年，他又陆续涉猎理发店、酒吧，但每一门生意没有超过一年。

　　常玉成的不安是从2009年夏天儿子开酒吧开始的。那时候，儿子渐渐走出了父母的视线，照他的话说就是：父母都是“没见过世面”的人，而自己做过这么多工作，去过这么多地方，这几年赚的钱也不少，趁现在年轻，他大可以“东山再起”，再干一番事业出来，至于他们老俩口，就在家里等着享福好了。

　　刚刚放弃理发店生意的常卫明决定再一次转行，与朋友合伙在四川小县城开了一家颇有个性的酒吧，并且发誓要“赚大钱”。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对于儿子的豪情壮志，以及他不断扩大又有些神秘的朋友圈，常玉成从心底里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意识到儿子开始变了，他到现在都无法确定这是一种血亲之间微妙的预感，还是常卫明表现出的异常。他想过与儿子交流，但又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并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但是，事情却逐渐朝着他预知但又不期望的方向发展。2009年11月，常卫明经营的酒吧发生了一次黑道之间的冲突，有客人被人用酒瓶扎成重伤，事情赖到常卫明的头上，最后赔了七万块钱。长期工作生活在酒吧这样黑白两道鱼龙混杂的地方，常卫明渐渐地在自己的“地盘”交了些道上的“朋友”，并且最终染上了毒瘾。

　　最令常玉成害怕的事情发生了，2010年6月，常卫明又离家出走，这一走就是一年多。小时候离家是与父亲赌气，这一次呢？“他大概是因为交了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而怕我骂他。”常玉成不知是在为儿子解释还是在宽慰自己。

　　2011年7月，一年多没有回家的常卫明终于出现在夫妻俩的面前，他像是经历了一次上个世纪的大饥荒，整个人干瘦焦黄，脸颊和眼窝深深凹陷，说话时发出的声音像是一直有口痰卡在喉咙里，呼哧呼哧地十分费力，全然没有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朝气。候宝兰以为儿子在外面吃够了苦头，这一次回来就不会再出去鬼混。“瘦了就养几天总会胖回来的。”那时候她天真地这样想。可谁知道，一个月后，常卫明又偷偷跑走，不知所踪。

　　2011年9月6日晚，在睡梦中的常玉成候宝兰夫妻俩被邻居尖锐的叫喊声吵醒：“玉成！宝兰！快下来看看！卫明被人家拉回来了！”常卫明像一根无生命的木头被人从面包车后座上抬下来，丢放在大门口，那群人什么都没说就开着面包车尾气扬长而去。

　　邻居张小花最先发现了这辆行踪诡异的面包车，她当时刚准备去上夜班，就看见车子先是在村里的小路上鬼鬼祟祟转了两圈，最后停在常玉成家门口，从车上搬下来一个什么东西之后就匆忙逃走。黑灯瞎火，她没有看到车牌。出于好奇，她凑近往地上一看，居然是失踪了一个星期的常卫明，那张脸在惨白的路灯下更加毫无血色，衣服下面像是只剩一堆嶙峋的骨头，当即她就大叫起来。

　　常玉成和妻子跑下楼看到奄奄一息的儿子还有站在他旁边不敢靠近的张小花。此时的常卫明还有意识，但是已经不会说话，在这之前，没有人知道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他们还把你送回来干什么！”常玉成当时赌气，冲着儿子小声怒骂了一句。但手上还是急忙和妻子一起将儿子抬进了卧室里。期间，候宝兰从看到儿子的那一刻起就止不住眼泪，她因为糖尿病而浮肿的身体更加僵硬，声音颤抖地一直问儿子各种问题，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2011年9月9日，在家中躺了三天的常卫明因为心脏骤停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享年28岁，他甚至来不及被人送进医院急救，救护车开到半路就折返了。常卫明的死其实有很多蹊跷的地方，由于天性老实与懦弱，常玉成和候宝兰沉浸在失去儿子的悲痛中，根本没有想到报警来查明真相。

　　村里的老人也说不清常卫明到底是怎么死的，有的说是吸毒过量，也有的说是被恶意报复，打了针又毒哑了嗓子。他回来的第一天，小姨常凤英拿了纸笔教他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写下来，可常卫明死活不肯，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全然失去了表达的欲望。最开始，常玉成夫妇对儿子的死缄默不言，他们宁可相信常卫明只是因为受到爱情与事业的打击在外头过得艰难，最终凄惨地饿死了。

　　常家搭起了灵堂。远远地，有一辆面包车在村口徘徊，几分钟之后，常玉成家的固定电话响了起来。接电话的是常卫明的舅舅，他听了几句没太明白，只好对着电话那头说：“卫明没了，你们过来看看吧。”

　　又是几分钟后，面包车上下来几个人，往常玉成家的方向靠近了些，遥遥张望到搭好的灵堂，他们拔腿就跑，上了面包车再一次没了影。自己送回来的人不到三天就死了，他们怕当即就被一屋子的亲戚拦下，更怕见不得光的毒品交易被公之于众。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常玉成的懦弱与无知帮他们逃过了一劫。村里的老人后来笃定说：“这些人都是坏人，就是他们把卫明带坏了。”

　　常卫明死后，夫妻俩的生活从表面上看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常玉成和候宝兰依旧经营着家里那块一亩多的地，种菜，卖菜，看病，在菜市场、家、医院之间往返。总归那个已经死掉的儿子生前的最后几年也不着家，现在少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只不过经常有村民看到夫妻俩在干活时缓缓直起腰，朝着村口久久凝望，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

　　因为父母的木讷和无知导致对孩子教育的缺失，因为贫穷切断了常卫明与学校的联系，又因为社会险恶与交友不慎对一个人性格的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就在短短的几年之间被彻底毁掉，从那以后，常玉成和候宝兰余下的日子都生活在失去儿子的阴影之下。

　　病痛是纠缠这个家庭最为长久的恶魔，它张扬着自己的触角，在两个人身上肆无忌惮地扩张领地。时间一长，就彻底与人融为一体，再也无法拔除。

　　候宝兰今年64岁，她从28岁起就因为高血压而患上了糖尿病，至今已经36年。三餐和睡前她都需要注射一支胰岛素，以维持体内难以自我调节的血糖。患病久了，她的身体浮肿，行动僵硬迟缓。因为疾病，她也不能负担过多的劳动，这使得她对终日奔波的丈夫抱有很多愧疚。

　　但是，糖尿病对这个坚强的女人来说只是众多疾病当中最不值得一提的。2020年，由于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她的左眼完全失明。

　　2021年，她患上了乳腺癌，即使做了四次化疗，但最终还是以切除两只乳房为代价换来了短暂的安生。令人绝望的是，残留的癌细胞以无法预知的速度生长扩散。2022年，癌细胞扩散到了大肠，2023年，扩散到了子宫。整整两年的时间，候宝兰总共要做16次化疗，16次，是医生认为一个癌症病人能够承受的上限。

　　四年里，她身体上的疾病越来越多，从最初的震惊、痛苦到最后默默忍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她也逐渐习惯了靠一次又一次的化疗以及药物干预来维持生命。

　　相比较妻子，常玉成的情况只能说好一些。常玉成今年68岁，两年前村里体检，拿到体检结果单的他戴上老花镜在日光灯下细细端详许久，最终得出一个结果：自己的身上一共有九种病。而今年再问到他，他又瞪着眼睛摆了摆手：“现在可不止九种啦。”语气有些起伏，但又听不出来明显的悲戚或者烦恼，像是在随口谈论家长里短。

　　病痛带给夫妻俩的折磨是长久且绵延不息的，除了身体上最直观能够感受到的痛苦，还有巨额的医疗费引发的生活压力。随着年岁渐长，常玉成和候宝兰的行动已经远远不如年轻时那样迅捷。但失去后代赡养的两个老人，还要为了生存奋斗。

　　独子的早逝给两个老人带来的影响不再仅仅只有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比重逐年加大。低保户的补贴仅有每人每月一千块钱，再加上售卖一亩地生产的农作物获得的微薄收入与政府偶尔的资助。以上就是他们所有的经济来源，大部分的钱都投到了医院。看病的花费像个无底洞，他们根本攒不住钱。

　　候宝兰的癌症逐渐严重的这三年，夫妻俩待在医院的时间几乎要比待在家里的时间还长，因为要伺候妻子，常玉成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经营地里的蔬菜，出摊的时间也就变得更加随机。而他自己对于身上“不止九种”的病痛却不慎在意，不舒服了就随便吃点药，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这样熬过来的。他们生存在得不到社会关注的角落里，一直默默地独自承受着。

　　十二年前，儿子去世后，常玉成与候宝兰就长久生活在的失独的阴影之下。近几年，他们能坦然得谈论有关常卫明的一切，但痛苦在他们身上依然显而易见。如今的老两口带着病痛过着在钢丝上行走的日子，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经历一次无法预料的剧烈颠簸，但是他们仿佛接受了现实，或者放弃了幻想。生活总要继续，“怎么活都是活呀。”常玉成往妻子的头上戴了一顶毛线帽子，两人穿得有些臃肿，互相搀扶着走向村口的公交车站，今天又是候宝兰去医院做化疗的日子。如果走不出命运既定的困境，起码还能够体面又自信地挺直腰杆，坦然走向每个人要面对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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